第62章 母亲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（2/2）

“找到了。”沈昭宁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

裴砚凑过来，沈昭宁指着韩彻的名字给裴砚看。“韩彻是这批军饷的核签人，我父亲的文书经过了韩彻的核签，所以转运单上两个人的名字并排出现。母亲一定是在我父亲带回家的文书中看到了韩彻的名字，并且发现数目对不上。”

沈昭宁把那张转运单翻过来，又翻了几张底下的副本。转运单背面有一行极细的小字，是用淡墨写上去的，若不仔细看几乎以为是纸上的褶痕。

“这个‘彻’字，左边收笔微微上挑，和我母亲记在簿册上的标注一模一样。”沈昭宁抬起头，看着裴砚，“是同一批公文。她在看这些公文时做了标注，又另拿了纸在别处记下来。”

裴砚接过转运单副本，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点了点头。“你母亲极有可能是在癸卯年秋天或更早——”他算了算，“秋初，就在沈大人带回家的公文里看到了这些东西。”

沈昭宁把铁皮匣里的公文全拿出来，一张张摊开在地上按日期排列。转运单副本一共九张，时间最早的一张是癸卯年七月，最晚的是同年九月。每一张上都盖着兵部的核验印，核签人的名字都是韩彻。

沈昭宁把九张单子上的数目加了一遍，然后对照母亲留下的簿册上标注的那几笔异常支出，越加脸色越苍白。

“军饷从南境运到京城，中间要过四道关口。每一道关口都需要核签，数目必须一致。”她把九张单子排成一行，指着上面的数目说，“但你看八月这一批军饷，在第三道关口的数目是一万两千石，到了第四道关口变成了九千石。差了三千石。韩彻的核签章盖在最后一关，说明他核签的时候数目还是对的。但账本上记的数目和一关、四关对不上，这说明有人在中间调换了账目。”

“转运单副本是你父亲留的底，那原件呢？”

“原件应该随军饷一起入了京仓，和账本一起归档。”沈昭宁说，“韩彻手里那一份是核签时他自己留的副本。我母亲手里的那是另一份副本。两份副本上的数目对得上，但和归档的账本对不上，那就说明有人在韩彻死后调换了归档的账本。”

“调换账本的人，就是杀韩彻的人。”

沈昭宁看着地上那九张转运单，脑子里一直在拼的碎片终于完整了。她的母亲，不是“误碰”了军饷线，是坐在自己家里翻看丈夫带回来的公文时注意到数目不对。她懂得比一般人多，然后自己又去核实过，在何时何地往下追查的，她现在还不清楚，但她已经盯住了一个叫韩彻的核签小吏。

“母亲顺藤摸到韩彻之后，一定和韩彻有过接触。”沈昭宁把转运单副本一张张收起来放回铁皮匣中，“韩彻也许是被人收买的，也许是被人胁迫的，但他在被灭口之前把证据交给了母亲。这件事被发现了。所以母亲必须死。”

裴砚蹲在沈昭宁旁边，把那张写着韩彻名字的薄纸从木匣里拿过来，放在转运单旁边比了比。两种纸，同一种字迹，都在说同一个人。他开口时声音沉了下去：“从这个时间上看，你母亲从看见公文到出事，中间只隔了大约三个月。也就是说，对方发现得很快。”

“对。他们动作很快。”沈昭宁站起来，手里抱着那只铁皮匣，声音平稳得像在陈述一桩寻常公事，“因为他们不能让我母亲把这些东西递出去。韩彻已经死了，剩下唯一一个见过真正账目的人。杀了我母亲，把证据收走，这件事就再也没人翻得动了。”

沈昭宁忽然停了一下，看向墙上挂着的一幅旧画上。画是母亲画的，画的是老宅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，树下有一个小小的身影，是她。母亲在画角题了一句诗：年年秋色里，一树一阿宁。

沈昭宁站在原地，看着那幅画。

“她没有告诉过我。”她说。

声音很轻。

“她把东西拆开藏在不同的地方，连我都不完全说透。她一定知道说透了我就会去找，而去找的代价，就是我的命。”

裴砚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站起来走到沈昭宁身旁。裴砚没有碰沈昭宁，也没有说那句她听腻了的“节哀”。他只是站在她身边，和她一起看着墙上那幅旧画。

“她留的后手够多了。”他说，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，“接下来是我们的事。”

沈昭宁转过头，看着地上那一排从铁皮匣里取出来的转运单副本，又看了看木匣里那三样从井底挖出来的东西。这两批证据隔了七年终于在老宅落满灰尘的库房里碰到了一起。

“我父亲一定知情。”沈昭宁忽然说。

裴砚侧头看她。

“转运单副本是我父亲私自留的底。他也许不知道全部真相，也许只是蠢和怯。但公文是他带回家的，他在处理时一定也发现了数目有问题。但是他选择了沉默。”沈昭宁把铁皮匣的盖子合上，扣紧，声音沉沉的，像是积压了太多年终于被人从胸腔最深处翻出来的石头，“这件事，他不是完全无辜的。”